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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123.com漫步在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上海，恍然走进了“海派建筑宽银幕”。外滩上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礼查饭店、中国宫殿式建筑青年会大厦、巴洛克式的原亚细亚石油公司总部大厦以及希腊柱式装饰的原汇丰洋行大楼、现代摩天大楼式样的百老汇大厦等，华山路上则有英国商人嘉道理建造的中国园林式建筑枕流公寓、原法国公董局总董的仿欧洲古典宫庭私宅、充满挪威童话色彩的北欧住宅马勒公馆，淮海路、衡山路两侧更有大批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群……
记者：大上海以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近代以来形成的经济优势催生了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这一亚文化对上海房地产的建筑形态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笔文化遗产呢？
王昌达：建筑是“第七艺术”，也是形象化的历史。上海作为古代的东南名邑，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轴线，是富庶的长江流城和新兴的东西南沿海的交汇点。1843年开埠之后，几十年间就发展成为华洋杂处、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远东第一大都会。中西文化在此撞击、融合，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海派文化”，渗透于文学、戏剧甚至生活模式里，当然也影响到了建筑的形态。最初，英、美、法等国侨民开始在“十里洋场”的住宅建筑中融进了本国本民族的风格。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滩建筑开始按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标准和最新式样设计建造，大量建筑效法欧陆，采用希腊式廊柱、花岗石饰料垒砌，饰以雕刻，是典型的古典派新文艺复兴式建筑。新式洋房与高级公寓纷纷拔地而起，成为上海盛景。中外名流相互倾慕对方文化，工商巨子盛宣怀的住宅造型之宏伟，布置之华丽，堪称西式豪宅中的经典；犹太人哈同1904年为妻子兴建的爱俪园则有“上海大观园”之称。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世称“东方巴黎”，“世界主义”成为其闻名四海的标志，反映在建筑形态上则是：从对古典的崇尚到侧重实用的转变，中西建筑风格有机融合。
今天，上海西区的三四十年代建筑在风雨中依然焕发出奕奕光彩，而许多城市新住宅的风格却十分平庸和雷同，仿佛“南北大同、东西无异”。建筑寿命远未结束，美学生命早已完结，这是业界许多人士深表忧虑的。难道我们现代人的聪明才智尚不及30年代上海滩的人吗？老上海的建筑遗产体现的海派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不断扬弃，创立上海民居的“新海派风格”
走在上海爱建新家园的江南园林式长廊里，可谓一步一景，“桐芦钓秋”、“海棠双亭”、“翠竹横斜”、“樟下听瀑”等陆续映入眼帘，一拐弯又换成了欧式穹顶的绿色花园走廊，小涌泉喷出的水珠随风飘洒在四季常绿的瓦巴斯草坪上，近处的中式、德式、英式风格的小高层住宅交相辉映。谁能想到，这里竟是一个普通住宅小区的边角剩地！
记者：贵公司在业界首倡“新海派风格住宅小区”，那么您心目中的“新海派风格”是什么样的？您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它？
王昌达：所谓“新海派风格”，就是继承海派建筑、特别是海派多层小高层民居的优秀底蕴，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创新的建筑风格。就像上海的女孩一样标致、高雅，艳而不俗，大处色彩适中，细部富有情趣，结构匀称，比例符合黄金分割，整体上富有文化气质。
我们特别注意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新式里弄或小高层公寓楼——鲁迅、茅盾、郭沫若和上海滩的许多名流都曾在新式里弄或小高层公寓房里住过，许多上海中年以上的人小时候都是在这样的建筑里嬉戏、成长的。新式里弄（排屋）的格局一般是这样的：底层是客厅，带一个小花园，后面是楼梯与厨房；二层朝南是夫妻卧室，朝北带亭子间——上海人对亭子间情结至深，这是人们小时候住的地方，30年代许多文人租用这种便宜房间，戏称“亭子间作家”；上面三层还带储藏室等辅助用房。现在的多层完全可以继承这种建筑形态。山墙和老虎窗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略加改造；新式里弄二楼通常带有宽约1米的小阳台，我们创新成“罗米欧与朱丽叶阳台”，宽约1.5米，配西式黑色铁艺栏杆；主卧室窗户可以设计成落地圈窗，360度视野充分领略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户型结构上保留了“亭子间”，又有“3＋1”、“2＋1”等结构，单设了书房；室内大量运用刚刚开始普及的双层中空玻璃、智能化设施等；新式里弄或小高层公寓都烧壁炉，上带烟囱，今天的上海已经不烧壁炉了，但我们在顶层还是建上“烟囱”，实质是卫生间的排气孔。这些创新设计，都与三、四十年代的新式里弄小高层一脉相承，带有明显的传统海派建筑符号，并按照建设部和上海市“康居小区”的要求建造。从内在的户型、功能到外在的总体品质都最大限度地延长建筑的生命周期，就像旧上海的新式里弄一样，外观雅致，居住舒适，并且日后有较大增值空间。只有那些既继承传统又面向未来的住宅群落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海派建筑文化。
住宅存在的价值：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
在上海市区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场所，只见石库门建筑群落中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里用餐、饮酒，老虎窗下着装新潮的女郎正用手机与远方的人儿谈笑风生……置身于此，不由得被强烈的“海派”风味所笼罩，被某种似曾相识而又充满生机和情趣的生活场景所打动——这，就是上海著名的海派建筑群“上海新天地”。
记者：提出一种建筑风格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在建筑中体现出来。新的建筑风格从提出到设计、建造，涉及方方面面，在实践中怎么避免遭到异化呢？
王昌达：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发展商至关重要。为什么有些楼盘做得那么平庸甚至有些还很低俗呢？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发展商盲目相信、全盘委托建筑设计院。现在的设计部门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比较缺乏创新动力，在实际设计中常会套用以往模式，因为设计院也讲“效率”和通过率啊！不求精雕细琢，设计方案自然很平庸。可见发展商如果没有对楼盘的整体把握是不行的。二是发展商盲目自信，设计院就会乐得方便，屈从于发展商不高的品位。这在上海也是有实例的。有的住宅楼盘完全仿照英国、法国的宫殿设计，加上几个门头搞几个不伦不类的雕塑。上海业界的专家们对此深恶痛绝——住宅又不是公共建筑，把建筑形式搞得那么繁杂、庄严，哪里还有亲切感呢？设计院也不管——你老板怎么要求我就怎么设计。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
在爱建园的设计上，我们起初委托8家设计单位设计，后来又因方案不理想而全部推翻。之后我们又把对海派建筑的理解和创新要求告诉了从海外留学归来而对国内建筑设计又非常熟悉的独立建筑设计师周少轩。周先生和他的太太在老城区的大街小巷转悠了数月，结合我们的思想观摩老建筑，做了大量的建筑手记，绘制了许多草图。就这样，我们双方反复探讨、充分互动，经过一年多的讨论才有了今天的“爱建园”的设计方案。我觉得一味地依靠国外设计师做方案也是一个误区，国外很多国外设计师不了解上海的居住理念，不了解海派建筑文化的深刻底蕴。
记者：这些年，我国住宅设计领域出现的向传统“回归”的“文化热潮”虽然也给建筑创作带来了一些生机，但同时这股“热潮”背后也潜藏着复古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幽灵。你们所提出的“新海派风格”会不会坠入这个泥潭？
王昌达：之所以会出现您所说的问题，原因是我国的建筑文化缺乏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所保留的现代主义理性成分和物质基础。许多发展商和建筑师对传统文化的探寻只是出于对某种传统形式、符号的偏好，或把“传统”作为某种可以任意搬用的点缀和装饰，试图以此为今天的建筑加点“作料”。显然，这与我们倡导的重视和尊重传统，强调建筑与文化的内在关系，锐意创造时代之新的严肃认真的探索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评价一个建筑、特别是住宅设计的“文化性”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满足人们的现实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只有对生活意义与价值追求在无形中引导着我们对住宅建筑的探索，才能使我们在混乱和迷茫中把握住宅设计的合理走向。因为，人们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才是住宅作为人类文明产生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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